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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特里耶对影片女性主义议题的陈述：“女性长期被教导该如何行事，如何装扮穿着，现在女性可以自己做决定，这是很棒的事。但同时我们处在一个危机的中间状态，我们必须寻得一种相互对话的方式，一种不处于两性交战状态的方法。我的电影并不想说女性是最棒的，男性应该相应如何。没有任何人是绝对正确的。我的电影只是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而没有给出答案。”1. 父亲的死在家庭私人层面触发儿子对理解家庭的愿望，在法律层面触发公众和司法机关调查这个家庭和女主人公的调查。在调查过程中，法律因为对残障者的偏见把儿子界定为不可靠的证人，并以儿子证词的不对应为三大证据之一把母亲界定为嫌疑人（另两项证据是血迹和丈夫的争吵录音）。母亲抵抗法庭公众对儿子的界定，通过法庭上陈词为儿子的残障正名，赋予了儿子均等的认知权和叙述权，儿子用自己的证词形成了对家庭的独立认知和叙述，破解了庭审的局面。2. 法律在母亲和儿子之间制造了不完全的分割，并通过调查强加给儿子家庭内部父母处于对孩子的保护不为他所知的另一面，以及公众对这一组片面信息的两种对立的解读（母亲是凶手/父亲因内心脆弱自杀）。母亲在这个过程中反复提醒儿子不要轻信片面信息，要..全文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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